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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時空】張曉東 規避南海的“修昔底德陷阱”——加勒比海歷史經驗的啟示

    來源:青島新聞網    點擊數:51    時間:2019-02-15 08:55:34    
  

  1977年生,歷史學博士,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助理研究員,上海鄭和研究中心助理主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理事,中國唐史學會會員,中華能源基金會特約戰略分析師,中國大運河文化研究院兼職研究員,上海市海洋湖沼學會會員,上海市海洋法治研究會理事,上海市國際戰略問題研究會會員。研究方向為中國運河史和軍事史,東亞軍事史和海洋史,國際地緣,海權戰略。

  摘要: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美國實現了海上戰略崛起,其在周邊海域所經歷的戰略形勢與中國今天在南海有相似之處,而戰略家馬漢在當時對于美國周邊海域特別是加勒比海的海權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有值得中國借鑒的歷史經驗和戰略智慧。當時美國海上崛起的理論需求是促使馬漢思考加勒比海海權問題的內在推動力,而巴拿馬運河開通則是加勒比海問題升溫的重要外來刺激,英美間大國關系一度緊張,類似今天所論“修昔底德陷阱”。但是歷史發展表明,美國順利實現海上崛起,并未發生英美戰爭對決。當前中國面臨的南海局勢體現出一定歷史相似性,但是中國不會走上個世紀美國在加勒比海擴張霸權的老路,在規避風險和抓住機遇的同時中國需要周密決策,有效行動,走出海上崛起之路。

  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邁大步走向海洋,業已重視海權軍事戰略,而中國發展海權,需要捍衛通往印度洋的海上生命線,邁出南海是自近海至遠洋的關鍵一步。近年南海爭端熱點化,中美戰略博弈聚焦于此,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也被外人炒作。歷史常可以某種形式實現表象重復,卻又體現時代變化。在美國史上加勒比海問題也一直是地緣的重中之重,特別在美國于十九世紀末實現海上崛起的歲月里,當時美國的戰略關注首先要落在臨近的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當時美國工業生產超越英國,英美關系也同樣面臨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的競爭博弈。可見中美海上崛起都曾面臨類似的地緣戰略格局。回顧那段歷史會很有啟發。中國不能也不可能走美國崛起的老路,但是可以汲取一些經驗智慧。

  “海權論”之父馬漢是19世紀晚期出現的戰略家,是美國海上崛起親歷者、觀察者和指導者之一,對現實有敏銳深刻的戰略思考。如《美國的利益》匯集的多篇論文是1890 年后馬漢研究的海洋戰略利益論題的集結,“他在生命的第二階段,以各種方式反復闡述這些論題。”馬漢對加勒比海問題研究有其完整的學理邏輯。盡管馬漢的思想和當時美國的行為被詬病帶有帝國主義的特征,有時代局限,但加勒比海史和馬漢的戰略智慧都存在一定的現實啟發價值。

  認為一個民族可借海洋發展海權實現崛起,是馬漢一貫的、基本的觀點。馬漢馬漢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中指出影響海權產生及發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六點,第一點即“地理位置”,“除了具有便于進攻的條件之外,大自然已使它坐落于進入公海的通道上,同時還使它控制了一條世界主要貿易通道,顯而易見它的地理位置就具有重要的戰略作用。”書中表示計劃用實例來說明“地理位置”對海權發展的影響:“這些實例在歷史論述中將會不斷地被反復應用。不過這兒有兩句話是恰如其分的。”

  “一句話是地中海周圍的環境,已經使其在世界歷史上起到了比較重要的作用,無論是從貿易角度,還是從軍事角度來看,它所起的作用都比同樣大小的海域所起的作用大得多。所以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都力求控制它,并且這種競爭現在仍在繼續。因此,研究在地中海海域過去占優勢和現在仍然占優勢的條件,以及研究地中海沿岸各地相對軍事價值,將比在其他地方花費同樣多的精力收效更大。此外,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地中海在許多方面類似于加勒比海,如果巴拿馬運河通航了,情況就更加相似了。”

  “第二句話是關于與美洲中部運河有關的美國的地理位置。一旦動手修建運河,建筑者的希望付諸實現了,加勒比海將從一個終點站,從一個地方性的貿易場所,或者最多像現在這樣只是一條不連貫、不完整的交通線,變成世界上一條比較重要的交通干線。沿著這條交通干線可以進行大量貿易,并且可以把其他一些大國的利益,主要是歐洲國家的利益帶到我國東西兩邊的海岸,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這樣也就很難再使加勒比海保持過去那種脫離國際糾紛的局面了。美國的位置與這條航線的關系,將會類似于英國與英吉利海峽的關系,類似于位于地中海的國家與蘇伊士運河的關系。”

  在《美國的利益》中,馬漢繼續闡述地中海環境優越性,提出其代表適宜于海洋文明和海權崛起的典型地緣環境,是西方文明搖籃和中世紀東西方商業通道:

  “在很多年中,那些早期文明——我們自己的文明即來源于此——是環繞著地中海這個中心來發揮影響和發展的。在這些文明的衰落與我們當今時代曙光的來臨之間的爭斗不斷的動蕩歲月中,地中海地區由于古老傳統與文化在此的集聚,依然保持著一般意義上的重要性,盡管它在上的支配地位受到了在阿爾卑斯山之外以及大西洋和北冰洋海岸逐漸形成的、更年輕、更有生氣和更有戰斗精神的國家的挑戰并最終喪失。直至中世紀的結束,地中海一直是東方和西方保持商業聯系的紐帶所在。”

  西方文明第一個階段就是以海洋文明形態崛起的,即古希臘海權出現。修昔底德針對海權城邦雅典與陸軍強邦斯巴達的爭霸戰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一章標題中特別指出“海上勢力的重要性”,而繼古希臘為海權史揭開序幕后,西方首個世界帝國羅馬通過有效運用海軍打敗了海洋強國迦太基而崛起。馬漢也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的“緒論”中把羅馬、迦太基的地中海兩強對決作為經典案例。中世紀教和伊斯蘭的對立使地中海溝通東西方貿易的功能有所衰落。馬漢認為即使如此,地中海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覷:

  “縱貫地中海相對不甚重要的時期,地中海和東方及西方之間的關系還是使它對整個世界都具備著某種意義,這使它一直是一個上演偉大的抱負和軍事上的進取心的場所。”

  十九世紀晚期蘇伊士運河開通,地中海通道價值大大提升,促使英國海權膨脹,“它在任何時刻都絕不愿意放棄其成為地中海上的主要強權的要求,盡管它在那兒占據之地只具有純粹的軍事上的——更應說是海軍上的------價值。”

  馬漢指出加勒比海相關海域的戰略價值不僅與周邊有關,也具有世界意義,并進一步論證加勒比海和地中海的地緣環境相似性:“兩者都是由陸地圍繞的海域;都是東西方間交通鏈條上的環節,而且鏈條在此為地峽所分斷;和大洋相比在范圍上都屬有限。而且,由于這些共同的特點,它們都集中地體現出了影響到海權的和軍事上的長處和缺點。”

  加勒比海位置優越,周邊經濟資源豐富,如果巴拿馬地峽開通運河,將成為把美國東西兩洋海岸線連接起來并使之更順利地通往遠洋世界的重要戰略通道。這同時符合馬漢所說的發展海權的“地理位置”條件所具備的“便于進攻”、“進入公海的通道”和“控制了一條世界主要貿易通道”的三特征,與蘇伊士運河開通后地中海的特征相似,“加勒比海地區掌握著通往兩大洋的戰略鑰匙”。

  借鑒馬漢的理論認識,從中國發展海權和海洋強國戰略角度觀察,南海也是中國周邊的邊緣海環境,自古是海上絲路出發海域,是東亞前往印度洋的航線所必經,因其西通太平洋,東通印度洋。當前南海更是全球戰略通道,美國學者卡普蘭稱其“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咽喉”。南海同樣具備地中海式的三特征。南海臨近號稱“十字路口”的馬六甲海峽。每年全球商船總量過半要經過南海,中美日韓印,以及不少東南亞國家包括與華有領海爭議的越南的海上生命線都要經過這片海域。有能力控制南海者必能在最大程度上影響馬六甲航線月美國海軍曾宣布將控制全球十六條海上戰略通道定為目標,其中三條,即馬六甲海峽、巽他海峽和望加錫海峽都在南海。當下中國要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而日益粗壯的海外貿易生命線經南海走向世界,完全有理由、有可能通過南海實現自身海權崛起,關鍵是戰略設計得當,有效執行。

  新興崛起國家和守成大國的矛盾難以避免,在海洋領域存在各種爭雄案例,兩者的海權關系及其矛盾化解是值得研究的課題。近年某些國外對“修昔底德陷阱”炒的比較熱,部分是針對中國崛起而來。這個術語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的論述。美國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和國際事務中心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下大力氣論證“修昔底德陷阱”,主持研究中國崛起對美國挑戰的“修昔底德計劃”等研究課題,于2011年哈佛大學貝爾弗中心通訊春季刊上發布文章《中美應避開修昔底德陷阱》,2012年在《避開修昔底德陷阱》一文中就海上爭端批評中國,使用“歷史鐵律”一詞把沖突的可能絕對化。他的項目研究選擇論證了從16世紀到20世紀的16個案例,其中只有四案例避免戰爭對決。2017年他的新書《宿命之戰:美國與中國能否逃避“修昔底德陷阱”?》出版,又承認可能避免“陷阱”。利用把“修昔底德陷阱”作為“中國威脅論”的依據,展示的是話語霸權。但從美國史看,這個“陷阱”不攻自破。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初,在美國崛起過程中,也曾面臨戰略機遇與風險挑戰并存的局面,作為新興強國的美國和作為守成霸主的英國之間戰略矛盾一度集中體現在加勒比海海洋地緣問題上,最終竟免于一戰。

  美國工業總產量于1894年超過英國,居世界首位。美國1875 年鋼產量不足40萬噸,而1880 年為130萬噸,與英國相當,1890 年為430萬噸,超過居第二的英國約20%,1900年則達到1000萬噸,超過居第二的德國近50%。產能過剩在1890年使美國經濟增長顯出疲態,農業生產過剩使農產品價格下跌,引發了中西部農民還貸問題。隨著5 條橫貫鐵路線的建成,鋼鐵產能大量過剩,失業率迅速增長。美國對海外市場的需求日益擴大的同時,面臨著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十九世紀晚期巴拿馬運河即將開通,為美國崛起提供了歷史機遇,而英美戰略博弈也因此突出。美洲最早的殖民地在巴拿馬,殖民時代的巴拿馬地峽已是兩洋海陸交替貿易通道。在1826年首屆美洲國家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克萊提出未來運河產生的利益不能被獨占。1835年美國參議院通過運河建造計劃決議。1843年新格蘭納達共和國向英、法、美等建議共修運河,法國使團于同年提出獨建運河方案。面對爭奪,1880年美國總統海斯在致國會特別咨文中說:“美國的政策是建造一條由美國控制的運河”。運河可大大縮短美國東西兩條海岸線間的距離。馬漢認為一旦運河操控于其他跨洋強國之手,將有滅頂之災:

  “—條橫穿地峽的運河會給美國帶來軍事上的災難,尤其是給太平洋沿岸地區。一旦運河修成,大西洋海岸并不會比今天更加暴露,它只會和它所在的國家一起承受更多的外來干預的危險而且缺乏足夠的手段去對付它們。”

  當時西班牙、法國、英國在加勒比海都有殖民地。“1850年到1900年的50 年間,外國列強考察了30 條具有可能性的兩大洋之間的航線。”馬漢指出英國在加勒比海和拉美一直有深刻利益,占有相當貿易份額。在法國大時期,軍事形勢緊張,但英國還是從加勒比海獲取了其商業總額的近25%,同時地中海貿易只占2%。十九世紀中期西班牙已基本退出美洲,而英國卻試圖擴大殖民地,如1841年以保護印第安人為名占據尼加拉瓜莫斯基托海岸。1849年美國西海岸發現金礦,加強兩洋連接的愿望更迫切,于是地峽競爭加劇。是年英國一艘戰艦來到尼加拉瓜圣胡安河口,美國則迫使尼加拉瓜簽約授權運河開發,在洪都拉斯虎島建海軍基地。十九世紀中期英國炮艦政策碰壁,哥倫比亞畏懼英國將其加勒比沿海并入莫斯基蒂亞,求助美國確保中立,美國乘機取得巴拿馬地峽過境權。“1850年到1855年,美國的一個公司在巴拿馬建成了鐵路。”馬漢認為英國成為唯一有力競爭者的原因首先是出于強盛海權的自身發展邏輯,因為作為海運大國和商業新航路的開辟有極其重要的利益聯系,關注相關形勢變化。

  英國是在美國兩側海洋最大的戰略對手,其在北美的領地加拿大同樣橫跨兩洋,英國在大西洋一側海岸和群島占有殖民地,由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圣盧西亞和牙買加構成戰略鏈條,強化對大西洋、加勒比和巴拿馬地峽的控制,也在太平洋有不少領地,故同樣有理由期盼運河開通:

  “通過后來的東北太平洋地區加拿大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和西南太平洋地區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發展,英國又一次發覺它正掌握著一條線的兩端,它不可避免地希望在這兩端之間獲得一些中繼點。沒有任何好的理由可解釋為什么英國不應該獲得它們······”

  “由于莫斯基托海岸離未來的運河極近,因此它的歸屬絕對不會被視作雞毛蒜皮的小事。針對著海灣群島、努阿坦群島我們也應具有類似的考慮。它們分布于洪部拉斯灣的南翼,靠近洪都拉斯共和國海岸;一旦有著強大的海軍力量的控制,伯利茲和莫斯基托海岸之間可以憑借它們取得聯絡。”

  對于英國馬漢充滿了警惕: “在問題只能訴諸于最后的解決時,英國知道要動用力量來支持自己的立場。”這暗示著軍事沖突。直到1897年巴拿馬運河控制權尚未確定,而《美國的利益》出版,其中多篇論文討論海洋戰略利益,高度重視運河,憂慮對手的覬覦,從海權國家自身發展邏輯、海洋地理大局、加勒比海博弈等角度得出了英國必然是美國競爭對手的結論。

  “GDP不說明一切”。二十世紀初美國想接管英國的全球海洋發言權并非短期可成。保羅·肯尼迪稱當時英國為亙古未有的最大帝國,“擁有120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和占世界1/4的人口。“全球各地都有無與倫比的海軍基地網和海底電纜通信站,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隊,運載著世界最大貿易國的貨物”。英國轄地遍布各大洲、大洋,幾乎每處都可從大洋直接進入邊緣海。很多大國處在英國領地、艦隊包圍下。美國海軍實力與英國相去甚遠。大國崛起想要避免零和式博弈,應尋求權力和平交接,可在二戰以前,英美海上權力交接遠未完成,但英美關系不像英德關系那般惡化。最終美英關于運河的新條約于1901年簽訂,而美國和巴拿馬則于1903年簽訂運河開通的條約。兩個條約確定了英國出局的局面。美國和西班牙在1898年爆發了爭奪地盤的戰爭,但是英美始終未因此開戰。這是耐人尋味的史實,也是“修昔底德陷阱”必然性的反例。下節再做論述。

  圍繞加勒比海和巴拿馬運河,作為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的海權博弈,以美國勝利的和平方式收場,原因在于雙方的戰略優劣不僅與自身實力,也與全球地緣環境復雜性有關。英美海洋矛盾深刻,但新崛起的美國需要戰略耐心等待形勢的轉化,并非必須軍事對決。如馬漢就認識到時間對美國有利:

  “他清楚地認識到在全世界都遭到圍攻的英國在1900 年已經沒有一個主要盟國,她可能很快就會不得不撤出加勒比海地區。”

  二十世紀初美國崛起的歷史結局表明大國關系中的風險元素可以規避,說明巧借機遇,實現崛起的可能性。主要原因在于美國自身實力增長,英國陷入歐洲地緣矛盾,美國利用了這種局面。

  由于英國是稱霸全球,因此地緣利益分散而廣泛,戰略負擔沉重而分散。美國相反,其戰略利益主要集中于兩側大洋沿岸,可集中資源解決地緣熱點。英國海軍強大卻需分散各地,應付此起彼伏的地緣熱點。如1848年英國戰艦分散部署全球,本土35艘,地中海31艘,西非27艘,西印度群島海域(加勒比海)10艘,南美14艘,太平洋12艘,南非開普敦10艘,東印度及中國海域25艘。在加勒比海幾乎是部署最少的。1850 年英美簽訂“克萊頓----布爾沃條約”,規定中美地峽運河對兩國平等開放,但到1900年,美國領土和人口大大增加,沿海國防形勢改善,利用英國在歐洲的戰略困境提出廢除條約。當時英國畏懼在復雜國際環境中被孤立,不得不作出讓步。英國的讓步在于其所面臨的多方面戰略競爭,顧此失彼。19世紀后期歐陸強國都在加強海軍,法國于1878年大幅增加海軍開支,英國海上霸權急劇下降。英國于1889 年克服財務壓力,發布《海軍防衛法案》,增加預算并定下“兩強標準”,要把海軍實力維持在另兩個強國海軍總和的優勢程度。但在地中海和東亞英國海軍仍面臨較大壓力,日本于十九世紀末崛起于東亞。19世紀80 年代法、俄加強海岸建筑,引起英國憂慮,德國也開始了海上擴張計劃,日、意、美也都逐步建立了現代化艦隊。1897 年英國雖然大幅擴充海軍,但其他強國戰列艦數目還是趕超上來,“超出量從62 到 96 艘不等。”在非洲英國同樣面臨激烈競爭,法國以深入擴張,在熱帶非洲建立一個海外帝國。1884年到1885年德國人在非洲挑戰英國,有些英國最初占領地成為德國殖民地,,包括納米比亞、坦噶尼喀、多哥和喀麥隆。

  十九世紀末,馬漢的學說被不少海軍、政界人士接受,包括西奧多•羅斯福總統。1890 年海軍部官方文件《1889 – 1890 年度報告》詮釋海權戰略,融入了馬漢關于制海權和造艦的觀點:“美國應該擁有20 艘一級戰列艦,分成兩個艦隊,12 艘戰列艦組成的艦隊負責大西洋和墨西哥灣,8 艘戰列艦組成的艦隊負責太平洋,這兩支艦隊至少需要60 艘巡洋艦的支持。”美國海軍進步加大了英國干預的成本,使英國旁觀美西戰爭,放棄爭奪運河。1896年委內瑞拉和英國屬地間的領土仲裁案造成的緊張,英美可能爆發戰爭。是年春美國國內戰爭狂熱情緒不斷升級,馬漢卻保持清醒:“他知道,美國海軍無論如何敵不過皇家海軍,而且他計劃于1896 年 9月30日最終退役。”結果卻是英國放棄為遙遠的小片土地開戰,因為當時英國與南非布爾人正在沖突,德國支持布爾人。英國下議院要求調解南美問題的呼聲提高,敦促內閣讓步,同意邊界委員會調研。1897年2月,經過數次邊界勘察,“實用主義的英國完全掐滅了火花飛濺的炸彈導火線。”英國因非洲歐洲緊張局勢而放棄對美洲的戰略干預。當時美國海軍才剛開始大規模建設,裝備和對手尚有差距,到1899年英國已經深陷布爾戰爭。

  1898年美西戰爭爆發,英國不能干預。西班牙迅速潰敗,美軍控制了一系列加勒比海戰略要點。1900 年英美簽署海---龐斯福特條約,廢除克萊頓---布爾瓦條約,承認美國在中美洲開發、壟斷運河權益。“英國開始接受加勒比海灣為美國的一個湖,一個領海。兩年內,英國海軍部開始從這一地區撤出了皇家海軍部隊。”1901年美國通過《普拉特修正案》,變古巴為“保護國”。1903 年美國強租古巴關塔那摩灣建海軍基地,使加勒比海和墨西哥灣變美國“內海”。美國順利實現“兩洋通道”,整合實力,控制區從大西洋加勒比海延伸到西太平洋菲律賓。英國最終在拉美成為次要大國,英美走向諒解。美國的“實力”與“耐心”獲得了戰略回報。

  歷史表明,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的分歧并不一定導致戰爭,時間對后者有利,特別當它善于利用全球局勢發展。當下中美關系糾結于南海博弈,但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不可怕,加勒比海史表明一是它即使存在也可規避,二是實力發展可和平解決問題。大國實力較量在多層面進行,大國博弈是在多元博弈大格局下進行。守成大國面臨全球多戰線博弈的復雜局面,與崛起大國可集中資源專注于區域問題不同,對后者而言戰略耐心很重要,爭霸戰不是必然的,大國權力海上轉移可以和平實現。當下中國不想也不必須與美國發生軍事對決,依然存在以漸進方式利用機遇實現海上崛起的可能性。

  十九世紀晚期,馬漢曾設想加勒比海軍事方略,在《美國的利益》中以專篇論文論述墨西哥灣和加勒比海海權,把筆墨十之放在“要點”分析上。中譯本使用了“要點”和“地點”等詞匯,英文原文以“position”為主,也有“post”。海權要求軍事力量對海外貿易實施保護,貿易需要港口、島嶼來完成市場集散和中轉運輸,軍事也需要港口和島嶼作基地。馬漢從軍事和航運的角度比較篩選出最具戰略價值的地點,主張加強經營甚至予以控制,認為這是當務之急。筆者理解此即發展海權的“戰略支點”。

  馬漢開展備戰思考,指出美國沿海港口的不足,墨西哥灣缺少容易防御、又便于修理一級戰艦的港口,一旦開戰,軍事力量應集中新奧爾良及密西西比河流域,也必須尋求永久性基地,但保衛河口異常困難,且距地峽仍遠,故需在加勒比海控制作戰基地,使艦隊可較快趕赴前線,而只有河口實現充分防御,并掌控加勒比海前哨基地,海上交通線才有保障,“那么美國從其地理位置和實力來看,確實在這個戰場上取得了無庸置疑的優勢。”加勒比海西側是從古巴到安的列斯群島的島鏈,最佳支點位于島鏈附近。此地在歷史上就是印第安人和西方殖民者的航行跳板:“這些島嶼的位置與它們相互接近是理解歷史的關鍵。”馬漢列出長長名單,包括美國沿海始發港海軍基地,巴拿馬地峽新生港,圣盧西亞島和馬丁尼克,古巴,牙買加,地峽區三處港口,荷蘭屬庫拉索島,墨西哥坎昆島,圣多明各薩馬納灣,圣托馬斯島,對這些據點的位置、價值、歸屬進行分析,對控制這些據點的國家強弱和戰時態度做了分析。馬漢的具體分析,不必詳盡列舉,以免重贅。關鍵在于他認為最有戰略價值的是古巴和牙買加,對于墨西哥灣和加勒比海有著最具實質性意義。

  古巴戰略地位不僅由地理位置,也由地理規模和資源決定。面積相當半個愛爾蘭,但“它的長度超過了愛爾蘭的兩倍。”因此海岸線長,港口多,分為三組,其間陸路交通緊湊:

  “其代表是西邊的哈瓦那、東邊的圣地亞哥和靠近南部海岸中間的西恩富戈斯,其中任何兩個港口之間最短的水路距離是從西恩富戈斯至圣地亞哥的三百三十五英里。走水路從西恩富戈斯至哈瓦那要跋涉四百五十英里,而且要折過古巴島的西端;不過兩者間在陸地上只為稍稍超過一百英里的十分易走的鄉間路程所隔開。”

  古巴作為海軍基地和供給站,在加勒比海中是最優選,具備多方面優點,很大程度上可自給自足,內部交通便利,物資可通過內陸道路調運,再加上漫長海岸線、眾多港口和航路四通不易被封鎖。通過當地產品和海上聯系補給。其就控制周邊戰略通道而言,古巴最有助于控制尤卡坦海峽,“正如對于控制連接墨西哥灣和大西洋的佛羅里達海峽,它也是無與倫比一樣。”

  加勒比海第二大島海地和古巴相比,在馬漢而言并不重視,但更小的牙買加戰略作用卻被重視,因為牙買加“為從古巴至地峽的航線——實際上為所有從大西洋、墨西哥灣至地峽的航線所圍繞。”其處于墨西哥灣和古巴通往巴拿馬的航線中段,以及海地和古巴間向風海峽入口(入加勒比海口)向西航線上,是連接加勒比海和大西洋的要道。因此馬漢說從控制加勒比海入口及內部來看,牙買加處于突出的中心。牙買加具有中轉航行和貿易的的優勢,歷史上英國人正是通過向風海峽從大西洋進入加勒比海,建立奴隸貿易中心,到1823年這種貿易才結束。它與古巴比相形見絀的原因在于地理位置很難彌補地理規模,“不論一個地點的位置多么優良,單憑這一點也不能充分地彌補力量和資源方面的缺陷。”雖然牙買加只有古巴的十分之一大、五分之一長,但港口良好,以此優越位置,如有強大外部投入來彌補資源和環境的有限性,可以依靠來自宗主國的強大軍事力量構成相當的戰略牽制力:

  “如果它是由一個在海上占絕對優勢的強國所擁有——就如今天它為英國所掌握,那么關于供應、封鎖和行動方向上的便利的幾個問題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從長遠來看,任何地點上的優勢都不能抵銷在有組織的機動力量——野戰陸軍,尤其是海軍方面的根本劣勢。”

  兩種典型的海權戰略支點,在馬漢的軍事設想視角里構成了有趣平衡。由于向風海峽對墨西哥灣和加勒比海都具戰略作用,古巴和牙買加對加勒比海的控制力的相對大小得到了最終的檢驗:

  “在掌握著這兩個島嶼的國家發生沖突的情形下,雙方機動力量的相對大小將為向風海峽的受控制狀況所檢驗,因為該海峽是牙買加與美國海岸、與哈利法克斯、與百慕大進行聯系的最短、最佳路線必經之處,為此它對牙買加來說必須保持開放。如果牙買加的力量未強大到足以強行使該海峽保持開放,它就只好通過規避、通過采取隱蔽的手段來維持基本的供應,因為它無力在海峽方向上充分顯示力量,無力在任何方向上從靠近它的古巴的影響之中擺脫出來。”

  兩者特征相反,前者有規模和資源,對于海上力量而言安全便利,有全局撬動力,后者僅有著位置,但卻占據著邊緣海與一側大洋間戰略通道,依靠外界足夠投入才可能有強大撬動力。后來美國通過美西戰爭拿到了前一個較理想的支點,后一個卻長期掌握在英國手中。筆者認為這代表了有利于海權國家崛起的邊緣海戰略支點的兩個重要識別原則,海域內規模最大和可通往大洋的偏中心位置。

  馬漢對如何獲取“支點”并沒展開討論,論述集中于軍事利用,其思考集中服務于備戰角度,聚焦于“地點”的地理位置和環境條件,故輕視海地的地緣價值。筆者也同意海地在兩方面綜合的戰略價值遜于古巴和牙買加。19世紀末美國在加勒比海的圖謀主要是圍繞自美國東海岸通往巴拿馬地峽與自加勒比海通往大西洋這兩條交通線展開,前一條沿線最大支點選項就是古巴,而后一條航線最關鍵的位置是牙買加。馬漢的戰略關思考不僅注重本土通往巴拿馬的航線,也注重航線分向大西洋的延伸線,前者是連接美國兩洋海岸的生命線,前后兩者加起來是連接亞太地區和大西洋的世界級戰略航道。英國海軍控制的牙買加對美國的加勒比海海權來說“如鯁在喉”,故馬漢從戰備角度盤算比較各支點。盡管海地地理規模不小,但海地屬于自古巴向南延伸的島鏈,島鏈是加勒比海和大西洋的分界線,而牙買加則是位于加勒比海向外的航線中轉點上,優于海地。美國對加勒比海各支點實施控制的愿望得到完全滿足是在二戰,通過提供英事援助,換取了那些覬覦已久的加勒比海島鏈海軍基地使用權。

  馬漢生活在帝國主義時代,崇尚武力對決,支持不惜以戰爭奪取“支點”,支持美西戰爭,這在今天看來不適合中國借鑒,筆者不展開批判。當代中國不可能也不必走美國擴張的老路,中國發展海權,必須依靠國際合作,促進和平,這是由歷史傳統和時代主題決定。為了維護和走出遠洋,中國在南海面對美國戰略遏制也有加強海洋戰略布局的需要。但與當年美國不同的是,中國擁有對南海島礁的合法主權訴求。海南島和古巴一樣處于邊緣海北部,靠近相鄰,有最大島嶼的地理優勢,資源豐富。除了海南,南海中缺乏大的島嶼,但尋找一個類似牙買加的戰略位置并不難。南海南部島礁戰略價值巨大。美軍一直“抵近偵察”自海南出發的中國戰略核潛艇,一旦中國掌握南海制空權就能使潛艇甩脫監視,順利穿越巴士海峽入太平洋,屆時就有更大軍事行動便利,可實施對敵國本土的威懾。2014年以來中國在數處島礁實施合法填海作業,其中個別位置很重要。中國完全有條件在南海構建國防戰略據點,形成有效軍事部署與補給基地,維護戰略利益,空中力量因此可擴大行動空間和戰略優勢,同時使用雷達加強偵查警戒,將來還可劃設防空識別區。自此投射的軍事力量到周邊包括馬六甲的距離大大拉近,提供快速護航能力。這些島礁目前規模有限,零散分布,可一旦在外來強力投入下相互支持,就可維護南海和太平洋之間的國際通道。因此,大力加強南海島礁具有戰略意義。

  近代加勒比海形勢與當今南海形勢有同有異,可啟發戰略思考。中國周邊最大邊緣海是南海,有通往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直接通道,海疆有待經營。南海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起航地,其戰略地位絕不亞于地中海和加勒比海。通過南海鋪設新海上絲路,中國可實現海洋強國夢,但要克服美國戰略遏制,避免干擾。與百年前加勒比海局勢不同,中國作為南海最大臨岸國,在南海有合法領土訴求,擁有最大面積海疆主權,不需要走美西戰爭老路。不搞霸權主義的中國面對戰略對手,仍需充分的戰略耐心。美國維持全球霸權,精力與資源必有所分散,影響“重返亞太”戰略投入的持續性和有效性。畢竟作為崛起大國戰略負擔比守成大國要輕,也相對集中,因此前者集中使用戰略能力較后者為易。中國只要做好在軍事上充分準備,在外交上善用謀略,堅持“斗而不破”并利用戰略機遇,穩步經營海疆國防支點,堅持維護南海主權和航行權,善于調控大國間戰略博弈的力度和頻度,利用對手在全球局勢中所受牽制來博弈,適時適度應戰對手的遏制,也不必過分懼怕所謂“陷阱”之類。除了大國博弈,中國海權戰略還有很多具體問題需要未來繼續深入。比如通道安全問題,馬六甲困境最終如何解決?除了依靠建設中巴走廊、中緬走廊使絲綢之路實現多通道化,戰略上的必要預案也很重要。對印度洋的海權經略理應得到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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